篇一：父亲节的征文稿
难以忘怀的父爱
我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生在东北的一座重工业城市。父亲在一家街道小厂上班，母亲身体不好一直没有参加工作，父亲三十八块六的工资要养活我们一家七口人，家庭的贫困是可想而知的。尽管贫穷，可我们家从不缺少温馨和快乐，父亲无微不至的关爱就像冬日的暖阳，伴随我们度过了那个漫长寒冷的冬天。
在那个年月，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观念还比较浓厚，家中生养不出男孩是很受歧视的，父母在生了我们三姐妹以后，终于如愿以偿的又生了两个弟弟，按说我们女孩就会相对受到轻视，然而我们却不曾缺失过半点父爱。
童年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学龄前的一次生病。那次我患重感冒高烧一宿不退，父亲向单位请了假，一清早就用手推车送我去医院看病。在市第三医院打完点滴，我的烧退了。从医院出来，已是正午时分。在回来的路上，父亲破天荒领我进了饭店。父亲为我叫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并催促我快吃，说出点汗感冒就彻底好了。我问父亲为啥不吃？父亲说不饿。当时买一碗面条的钱对于我家来讲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或许就是我家一个月的盐巴钱，父亲怎舍得给自己买上一碗。记得面条飘着诱人的香味，可惜我大病初愈，吃两口就反胃，无论父亲如何哄劝，我就是吃不下去了。父亲无奈，这才端起碗，呼噜呼噜吃起来，吃得连一口汤也没有剩下。我这才想起，父亲从早晨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不由得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
我十八岁那年参加了工作，但在父亲眼里我仍然是那个时时需要他关爱的小姑娘。我的工作单位离家很远，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电车。那时东北的冬天特别寒冷，气温往往要达到零下三十几度，电车上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根本关不严的门窗呼呼的进风，刀子似的刺进每个乘客的身体。我的手脚常常被冻得又红又肿，像猫咬一样疼，为此我曾偷偷哭过好几次。父亲每天早晨都逼着我喝两口白酒驱寒天长日久我竟有了一些酒量；晚上就用茄子干煮水，让我洗冻伤的手脚。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冬天，直到我换了工作单位。
在这期间，发生过一件让我愧疚一生的事情。那是我刚参加工作的那年冬天，单位包场看电影——名字我依然记得，是《火烧圆明园》。那个年月电影还是很具吸引力的，我和邻居一个一起参加工作的小姑娘也非常想看，可是电影是晚上的，我们无法通知家里，因此颇为踌躇，最后还是未经得住电影的诱惑。
记得我们下电车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借着站台昏黄的灯光，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蹒跚着向我走来。这就是在空旷的站台上顶着凛冽的寒风等了我四个多小时的父亲！眼前的父亲，眉毛以及棉帽和大衣领上都挂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清鼻涕一个劲地淌……我被感动得眼泪止不住地流。
时光匆匆，往事如烟，转眼这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可父亲曾经给予我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关爱，却日久弥新，让我永生不能忘怀。
篇二：父亲节的征文稿
两个油饼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是单位的领导，这让亲朋好友羡慕不已，找我父亲办事的人自然也不会少，但父亲是个固执的人，一向是秉公办事，从不徇私枉法。对于想送礼走后门的人，父亲一律婉言谢绝，在大家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油盐不进”的怪人。说实话，家里人对父亲的做法也不是非常理解，因此还得罪了好多人，但父亲仍然是我行我素，根本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他。
记得有一天早上，一位阿姨来我家串门，她和母亲在屋里足足谈了小半天。临离开之前，阿姨拉住我母亲的手千叮咛万咐嘱：“主任回来的时候，记得帮我说说啊，别忘了。”说完，阿姨从兜里掏出两个油饼放在桌子上：“我知道主任的性格，我也不为难你，这两个油饼是给孩子吃的，是给孩子的……”说完，阿姨就匆匆地离开了。
母亲端详着油饼欲言又止，摇着头放在了抽屉里，然后去上班了，这一切被躲在一边的我看得一清二楚。好诱人的油饼哟，金黄金黄的，叫人看了都会流口水，何况油饼还有用红糖做的馅，甜津津的、美滋滋的……
傍晚时分，父母都回家了，母亲悄悄地对父亲说：“顺子妈来找过我了。”父亲立即把脸一沉，想都没想说：“肯定是为他丈夫的事来的，你告诉她，这是单位的规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她得按照规定办事。”母亲不高兴了，她觉得这样的小事，只要父亲的一句话就能办妥，可父亲就是不松口，母亲也说他太固执了。后来，母亲无可奈何地说：“人家都给孩子留了两个油饼，你说，你说这事怎么弄啊？”
油饼？父亲满脸疑惑地看着母亲，命令道：“把油饼拿出来！”我的心猛地一咯噔。母亲拉开抽屉的一瞬间大惊失色：“油饼怎么不见了？我明明就放在这里的呀？”但无论母亲怎么找就是不见油饼的影子，母亲转向我，父亲也看着我，目光是那么的咄咄逼人，我的心砰砰直跳：“你们……你们不能怀疑我啊？”
父亲冷冷一笑：“还用怀疑吗？看你的嘴油光光的，给我老实交代。”我连忙拭擦着嘴唇，但已经迟了，面对着“凶狠”的父亲，我只好胆怯地说：“油饼太诱惑人了，我实在忍不住了，再说了，人家阿姨说油饼是给孩子吃的，不算是送礼……”我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就重重地甩给我一巴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此时的父亲暴跳如雷：“说的多轻巧，这难道是两个油饼的事吗？这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油饼是别人的，她找我办事，你们就吃人家的油饼，这与收礼有什么区别吗？明天给我把油饼送回去。”可是，油饼都被我吃了，怎么送？父亲似乎看出了我和母亲的心思，掏出一元钱扔在桌子上：“去买也要还给人家。”
屋子里一下子沉寂下来，静得叫人害怕。过了好一会儿，父亲的气似乎消减了一些，他拉过我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吗？爸爸是一名干部，也是一名党员，干部、党员是人民的公仆，就应该为人民服务，你说，收人家的礼，拿人家的物，能算是个好干部、好党员吗？”我摇摇头，觉得父亲说的有道理。父亲接着说：“明白了就好，爸爸今天打你，是为了让你记住，要想做好人民的干部，对自己、对家人更应该严格要求，廉洁自律、为民服务，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样人民才信任你，从而才能爱戴你。”
第二天，我和母亲买了两个油饼，直奔顺子阿姨家，我一点也不觉得委屈……
父亲的那席话，我铭记在心，一直到现在也未曾忘记，因为话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彰显了一个干部、一个党员的为人准则，也是一种精神的体现。许多年来，父亲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为民服务，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如今我也成了一名干部、一名党员，年老的父亲仍然时不时地提醒我，要记住两个油饼的故事，“廉洁自律、为民服务”是我们家的家风，要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两个油饼，两个不平凡的油饼，有着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在特殊的年代里，它们浓缩了一个干部的精神和品质，也让我梦牵魂绕，以至于现在也时常和我的孩子们讲起，我要他们懂得“廉洁自律、为民服务”，把我们的家风好好传承。
篇三：父亲节的征文稿
春联·父爱
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年春节来临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亲爱的父亲，想起父亲给我写春联的场景，想起那春联中浓浓的父爱……
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记得儿时一到春节或遇上喜事，总有人找上门求字，父亲从不吝惜纸墨，笑盈盈地挥毫奉献，有时候还得到别人酬谢的包把几毛钱的香烟，尽管如此，父亲也乐此不彼，似乎很有成就感。上小学时，父亲多次引导我学写毛笔字，可我好像没有书法细胞似的，怎么也激发不出兴趣，直到现在也写不出一个像样的毛笔字来。
成家立业以后，父亲每年都要给我们三口之家写春联，开始的时候，妻子对此满不在乎地说：“市场春联很多，过春节就去买几幅贴贴，比现买纸墨来得方便。”
父亲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写春联贵在营造一种年的氛围，表达中国人对美好未来的梦想，是一种文化传承和精神力量，是一种寓意和寄托，当千家万户翰墨飘香的时候，一年的结束又意味着新的一年的开始……”每年腊月，父亲就开始张罗给我们家写春联，他写春联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不抄袭别人现成的作品，而是根据我们家特别是我的工作性质进行创作。无论家外的风云如何变幻，父亲始终闲庭信步，坚持按照自己的思维为我创作春联，虽然立意不是很高，谈不上什么出类拔萃，但一字一句包含着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和殷殷企盼，一笔一划书写着平凡而伟大的父爱。记得我从镇里调到县委部门工作的那一年，父亲给我写了一副春联，上联是“坚守一份清贫乐在其中”；下联是“服务一方百姓常知不足”；横批是“廉洁从政”。春联贴在门上，如同座右铭，时刻提醒我，点拨我，让我享受着勤奋工作、服务人民的乐趣和尊严。
有一年，我受到组织的提拔，父亲自然是很高兴。腊月二十九那一天，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大地银装素裹，到处洋溢着年的味道。妻子说：“爸爸今年腿骨折刚刚好，现在又下这么大的雪，恐怕不会像过去一样给我们送春联了……”我想也是，就准备去市场买春联。
“嘟、嘟嘟……”这时候门铃响了，我打开门一看，只见父亲气喘嘘嘘地站在门口，帽子上、衣服上、胡须上都是雪。父亲从怀中取出一幅写好的春联对我说：“今年手脚不利索，春联写迟了……过年了，什么都能少，这春联可不能少呀！”我和妻子展开春联一看，父亲对儿子的希望跃然纸上，红纸黑字写道：“为官当自律”、“廉洁方从容”，横批是“路在脚下”。我久久地凝视着父亲带着体温的春联，心头一热，差一点没流下眼泪。
傍晚时分，因为雪大路滑，等了好久都没有出租车，父亲执意要走，我送他到楼下，望着他一瘸一拐、渐渐远去的背影，还有雪地里留下的那一行深深的脚印，这时，也只有这时候，我才真正懂得父爱的伟大，懂得春联里一字一句的深刻内涵。
父亲生病手术以后，母亲让我们都回家过个团圆年，好安慰父亲那颗病痛的心。由于工作忙，我和妻子带孩子大年三十才赶回家，远远地，我看见父亲佝偻着腰，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拿着毛笔，趴在堂屋的大方桌前写春联，那样子很艰难，但写出的字依然刚劲有力，包含深情。我走上前搀扶着您说：“爸爸，您老身体不好，这春联以后就不用写了，反正买也方便。”父亲说：“那哪成，写春联不仅仅是写几个字，而是写意写情，写心里话，这和买来的不一样……”父亲一气呵成写好了大门的春联，上联是“风调雨顺”，下联为“国泰民安”，横批“春满人间”。父亲对我说，这幅大门春联就作我们家的传世春联，恒久不变，希望我们子子孙孙延续下去。
父亲离开我们以后，每年春节，我都把父亲的绝笔春联重写一遍，工工整整地贴在大门上，浓浓的年味跃然纸上，我们家和千家万户一样，祈祷大自然“风调雨顺”，祝福神州大地“国泰民安”，共享“春满人间”的幸福与快乐……
篇四：父亲节的征文稿
莫负重，你要自在飞
绝大多数的父亲，愿意、或期待自己展示的形象是“如铁一般坚实，如山一般沉稳，如海一般宽阔”……而我家老爸却一辈子反着来！
我们家是个微型“女儿国”，只有老爸一个男丁。我妈年轻时曾好不惭愧肚子不争气，没给张家生个男孩，而我爸永远朗声宣布：“我不喜欢儿子！”幼时听爸爸这么说，我们三姐妹当然很开心，长大后我深以为然：我爸自己就是个永远不肯长大的男孩子，若有儿子，他们一定得干仗不止！
真的，我爸比孩子都更像孩子。
他曾是生在好人家的独子，落地即秀色夺人，聪颖灵慧，自然备受宠溺。要不是赶上了时代大变革，九成九他会长成贾宝玉。然而少年起家境大变，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迅速成熟。砍柴、背炭、当小苦力、到养猪场打工、割麦子、挑粪……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要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在清水里洗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在盐水里腌三次”。若非命运所迫，谁愿意被如此苛待呢？然而果真咬牙坚持下来，让我爸一辈子拥有了多重人格：一方面是可以忍受任何苦难艰辛的体格和意志；一方面是随时随地都不忘风雅优美的心灵追求；还有一方面是尽可能地远离人事，在自我的小宇宙里任意飞腾。他说过人类的地狱是人类自己造成的，然而你要有目连劈山救母的雄心，事后，还要有荣辱万事过，贵贱一身兼的洒落。
我幼时不晓得父亲曾经的苦难，只是常感到好奇，我爸怎么老在家待着不上班呢？慢慢才知道，他是那种极其不愿受任何约束、看任何人头脸的人。为此，他找到了独特的“避世良方”——让自己成为技术单位不可或缺的技术大神！
我爸天生聪慧，热爱读书，几乎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他还勤奋爱钻研，动手能力超强。中学时已是无线电小能手，三十出头，全省无线电资深专家都怕了他……于是，“任我行”就这样产生了。
那么，躲在家里的他干啥呢？——玩。
作为资深DIY（手工制作）爱好者，他初中时已经会组装收音机；二十来岁DIY木工活，玩出了一屋子漂亮家具，让我们家早早成为了“样板房”；后来又玩DIY电唱机、电视机——当那台用了数千个零件组装而成的黑白电视机第一次冒出《霍元甲》的画面时，简直轰动一方……此外，帮我妈裁剪衣服、养花、听唱片、看电影、给我妈卷头发、画画、看书、烙各种小甜点、过中秋雕刻西瓜花篮、过年给小孩子举办“家庭版春晚”、给我们睡前讲故事、带着我们蒙上眼睛捉迷藏……在外边他常常不苟言笑，但在家里他和我妈为我们营造出太多的欢乐与温馨。我爸好妻命，他的妻子一辈子爱他、疼他、崇拜他、纵容他，唯有这样的组合，他才能够成为他。
张爱玲说：“在不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愉”，我爸亦然。因工作能力超群，他在中年后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但他并不喜欢。才刚五十出头，就来了个说撤就撤的“裸辞”。手续办好，他浑身舒泰，提笔写下宋代杨万里的名句：“我已乞归休。报沙鸥。”
有这么一个“不上进、就爱玩”的老爸，他的孩子该是啥样啊？嗨，由着他“胡闹胡任性”之余，我们仨一个比一个用功、努力、积极向上；连下一代，也一个赛一个懂得勤奋苦读！当年，提前退休的父母，去到大女儿家，将外孙女一手带大，将她送往美国攻读生物学博士。我爸为此得意万状，视为人生头等荣耀：“这比我做多大官都有意义啊！”
“飞吧，你们尽情去飞吧！世界浩大，你们飞得越远越高才好！”这是我们家的家训。绝不画地为牢、绝不会舍不得孩子远离，做儿女泪沾襟之态。我爸深知，人一味冲谦自牧，容易变成晦黯枯涸。终身狂放不羁，又往往流于轻薄可笑。唯有安静自持，读书不辍，才是正道。而读书之外的功名利禄，他一辈子不肯放在心上。他也不鼓励我们去做。他认为人生第一是要过得充实、自在、顺意，否则做什么都会委屈。
幼年时，我敏感又小气。十三四岁时，我爸讲故事给我听：“有个禅师，得了个宝瓶，因为太喜欢了，恨不得日夜抱在怀里赏玩，连别人多看一眼都觉得心疼。过了两天，他忽然悟过来，忽地举起宝瓶，哗啦摔了个粉碎，当下身心轻快再无挂碍！”毕竟年少，当时听了只觉好玩，越到后来这个故事对我影响越深……
可以爱，但不要生执念。对钱、对物如此，对人，亦如此。
我爸这辈子，生下来拥有一切，又曾失去过一切。慢慢重新积攒，又拥有了一切。他一生爱美食、华服，但他是鲜衣怒马享得，粗茶淡饭也享得。他不轻易浪费，也没有什么物是他舍不得的。几十年来我们家跨省搬家若干次，每回都要舍弃大量物资，连他亲手DIY的所有都消失了。有时我们会叹息怎么没留下一点做个纪念，我爸笑道：“都是些玩意儿而已，玩过了开心过了就好，留着接灰么？”
他生长在政治影响力极强的时代里，可他这个人一辈子不愿接受任何尘世力量支配，内心他只甘愿受诗人引导由艺术家缔造。
我爸从小爱读诗书，也教引孩子们背唐诗宋词，我们读书画画弹琴唱歌他都喜欢。他把自己所爱的《蓝色多瑙河》等名曲，当年通过反复播放唱片的方式永远地印在我心上，让我在成年后体悟优美的音乐和典籍一样，可以帮助人在任何境遇中获得独特的滋养——那是一种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自己的秘密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几十年间，我爸在富庶的家庭里出生，在贫寒的苦境中挣扎过，领略过北方的风雪，沐浴过南方的暖阳，黄河上看过冰凌，长江上迎过风雨；黄海东海南海太平洋的涛声入耳……几乎走遍神州的老爸最爱的是他的三个孩子所在的地方。看到我们每一家都过得好，他和我妈真是快活似神仙！
那次，我们在春江花月夜里漫游，但见海上明月共潮生，我爸诗性大发，又一次和我玩起了比赛背诗书的游戏。《前赤壁赋》里的名句是他所酷爱的，听到我年近八旬的老爸朗声背诵“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那一刻，只觉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我们的心在浩瀚天地间自在翱翔！
篇五：父亲节的征文稿
亲情满满的父亲
我的父亲有孝母之心，有手足之情，有舔犊之情，这是村里人公认的。
我的奶奶年轻守寡，含辛茹苦地将父亲和叔叔抚养成人。父亲自小就懂事，从七八岁就开始帮着奶奶干活，上山打柴，下地除草，喂猪喂鸡，照顾弟弟等等，成为奶奶的好帮手。奶奶曾经说过，要不是大龙父亲小名这孩子懂事能干，这日子还真不知能不能熬得下去。父亲成家后更是成为家庭的顶梁柱。父亲非常孝敬奶奶。奶奶住家里的正房，吃的用的都是家里最好的，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到奶奶屋里，因为奶奶的箱子里糖果、糕点不断，这都是父亲赶集时给奶奶买回来的，奶奶疼爱我们，常常拿出好东西分给我们吃。后来父亲知道了，就不许我们再要奶奶给的吃食。他说奶奶年岁大了，应该多吃些好东西，而我们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吃好东西的日子还多着呢。我们从此就不再要奶奶的好吃的了，奶奶知道了这件事的原委，还骂了父亲一顿呢。奶奶七十岁那年患了脑血栓，之后就瘫痪在在床了。奶奶卧床的三年，得到父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奶奶的屋子里没有一点异味，奶奶的被褥也总是干干爽爽，一直到奶奶去世，身上都没有一块褥疮，村里人无不交口称赞。
父亲读完小学，就回家务农，帮奶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可父亲一直供小叔读到了高中，成为当时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青年；小叔考大学落榜之后，就回村里当了会计。正当父亲给小叔张罗婚事时，小叔突然患上了黄疸肝炎，第二年就成了肝硬化并且腹水得很厉害，为此父亲在信用社和私人手里一共借贷一万多元为小叔看病抓药。那时的一万多元对于一个普通农户来讲，可是一笔巨款，我家为了还这笔钱，在困境中熬煎了许多年。只可惜，钱花光了，小叔的命还是没有保住。之后的一年多时间，父亲沾酒就醉，醉了就连哭带吐、一塌糊涂。母亲也总是跟着落泪，说父亲这是太难过了。
在我们农村重男轻女的现象很严重，在农村人的观念里，女孩是人家的，读再多的书也没有用，由此一般女孩读完小学就要回家务农，或者外出打工了。我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我家生活又是那样拮据，按说我一个女孩能读完小学就不错了，可父亲一直供我读完了中专。为了改变家庭状况，也为了供我们读书，父亲那些年一直到没人愿意去的采石场打工。采石场的活又苦又累又危险，而且容易得矽肺病，村里人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谁也不愿意去采石场做工。父亲在采石场一干就是七年，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长期重体力劳动，使父亲患了滑膜炎和腰肌劳损等疾病。在父亲的艰苦努力下，除哥哥读完初中就外出打工以外，我读完中专，弟弟读完了大专，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困难家庭来讲实属不易。
父亲一生在孝敬老人、关爱兄弟、教育子女方面可谓不遗余力，这对家庭是良好家风氛围的培养，对后代是良好家风的熏陶和教育，或许这就是传承吧。
篇六：父亲节的征文稿
父爱如明灯
说起父亲，我总是满心的温暖和感激，他给了我无私无尽的爱，并且这爱成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引领我一路不断成长，我真的很幸运有这样一位父亲。隐约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3岁多，夏季的一天傍晚，父亲在跟同事打乒乓球，我和妈妈还有其他几个人围观，那时我大概还没有桌子高，看着看着白色的小球像蝴蝶般来回飞舞，我兴奋极了，跳着叫着，“我要玩，我要玩”，父亲只顾专心挥动球拍，没理会我，这让我非常生气，终于逮到一个机会，乒乓球滚落下来，跳落到我的脚前边，我赶紧上前，想抓到球，但还是失手了，球被父亲抢去了，在他弯腰捡起球抬头的一瞬间，愤怒的我一个巴掌扇下去，啪的一声，打落了他的眼镜，镜片碎在了地上，这个时候突然特别安静，一向无法无天的我也有点害怕起来，我向不远处的妈妈望去，妈妈一边的嘴角往上咧了咧，有点幸灾乐祸，平日里，妈妈总嫌我太调皮，多次强调要严加管教，但爸爸总是不以为然的护着我，现在后果来了吧，咋办呢？这时爸爸蹲下来，把眼镜框和一些碎镜片捡起放在兜里，然后又慢慢蹲下来，用力抱起胖胖的我，轻声说“别怕，别怕，没关系，我们回家吧”，瞬间，我紧紧搂着爸爸的脖子，眼里噙满泪水，我后悔打碎爸爸的眼镜，第一次懂得自责，这时，爸爸开玩笑对我说，你要帮爸爸看着路哦，要不我们碰倒树喽，我破涕为笑，这一刻，我感受到被爱，也学到了原谅和宽容。蹦蹦跳跳肆无忌惮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间我兴高采烈地上了小学一年级，我的调皮捣蛋有了更大的市场，经常在课堂捅鼓前后左右的同学，要不就叠纸飞机，乘老师在黑板写字时甩出去，老师几次告状了妈妈，妈妈也凶狠的责骂了我几回，并亮出了扫把以示警告，揍我？我可不怕，我琢磨着，家里有两个扫把，我为什么不敢揍你呢？这一天，老师在街上碰到了爸爸，老师曾经是爸爸的学生，老师摇晃着脑袋，说起了我，父亲客气的对老师说，你试试表扬她，老师睁大眼睛愣了半天，第2天，当我又准备捣乱的时候，老师突然高声念着我的名字，说到，你们看某某同学，今天坐的多么直，多么注意听老师讲课，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我环顾四周有点摸不着头脑，老师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得到老师的表扬还是头一回，看着同学们羡慕的神情，我慢慢挺直了身板，老师接着宣布，让我课后帮忙收发作业本，我一下来了精神，坐的笔直笔直，我感到了被重视被尊重的喜悦，我决定不再捣乱，要认认真真听课，瞬间，一个顽童长大了，这一刻，我学会了自尊和自律。一晃，我就快高中毕业了，那是80年代初，好电影不断涌现，深深的吸引着我，为了创收，学校把多功能礼堂改成了电影院，那里经常放映一些新电影，我便常常逃课，溜进去看电影。一天，我的班主任碰到了我父亲，（我父亲也是我学校的老师）班主任婉转的说，“老钱，你姑娘没来上课”，父亲淡淡回了句，“她可能不舒服吧”，班主任直接挑明：“有人看到她去礼堂看电影了”，父亲依旧平静，问：“有新的好电影了”？班主任忍无可忍，大声到，“高考即在，百里挑一，这可是在羊肠小道上赛跑啊”，父亲笑满分了笑，说，”知道了“。晚饭桌上，父亲轻描淡写的讲了他与我班主任的对话，我憋了满肚子的理由：”“我不喜欢历史，政治课，因为我讨厌说教，我想了解真正的思想文学艺术……”没等我开口解释，爸爸笑了笑，柔和的望着我说，”我的姑娘不需要别人担心，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有种被电到了的感觉，被别人的理解和肯定是多么重要，我在心里暗暗发誓，爸爸，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一刻，我学会了信任和担当父亲也不是总是认同和迁就，记得，有一年冬天，我认识的几个有钱女人都陆续买了价格不菲的貂皮大衣，我跟爸妈讲，我也想买一件，当时我也有这个经济能力，本以为一向宠爱我的爸爸不会反对，谁知道，他听了我的话，直接扭过脸去，这是他很不高兴的意思，”怎么啦嘛“？我问，父亲缓慢但严肃的说，”不如把这钱捐给那些穷困的孩子，“望着我疑惑的眼神，父亲坚定的说，”真的“！父母都是老师，并不富裕，我也不是什么富翁，不让买貂就算了，还让捐？我闷闷不乐，离开家时，父亲送我在门口，微笑着说了句，“你穿普通的棉袄更好看”。回去的路上，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和父亲遇到的两件事，一次，跟他去他小时候生活的城市游玩，他想顺便看望一下童年的玩伴，当我们去到人家里，才知道这个人生病很久，一直躺在床上，家里穷困潦倒，父亲眼含热泪，翻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把所有的钱，还有腕上的一块表，都放在他们家仅有的一张小破桌上，出了门，父亲又折回去，脱下身上深蓝色的中山装，那是他上课或出门才舍得穿的，唯一的一件体面衣服，轻轻盖在那个人的身上，以至于我们乘公共汽车回家时没钱买票，父亲对售票员点头哈腰，甚至四指并拢放到额头前，给人家打了一个可笑的敬礼，售票不停眨动着眼睛，一脸的不解，稀里糊涂地放过了我们。另一次，父亲带我去逛公园，中午时分，又累又渴，父亲说，这附近有个以前的同事，我们可以去坐坐，走到人家家时，才知道这个同事已经去世了，剩下一个小脚的老母亲，我记得老母亲拉着爸爸的衣袖，不停地抽泣诉说着，时不时的撩起自己衣襟，擦着泪水，父亲眼睛红红的，没说什么，只是又把身上衣服所有的兜兜翻了一遍，这次，父女两饿着肚子走了一个小时才回到家。父亲深爱着他的孩子，他也爱着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对自己非常节省，甚至有点抠，但他从不吝啬帮助别人，他安于平淡的日子，从不羡慕什么容华富贵，这一刻，我学到了勤俭节约和乐善好施，直到现在，从来没有买过任何奢侈品和名牌。父亲不仅是位慈祥的爸爸，更是一位优秀的教育者，他用他的爱和智慧，因才施教，一步一步引导着我不断进步成长，他从没有说教，没有指责，更没有打骂，他的体谅和宽容，他的尊重和鼓励，他的理解和信任，他的勤俭节约和乐善好施等等一切美德，一直都在陪伴着我，鼓励着我，支撑着我。永远记得，父亲扛着行李送我去上大学，分别时，他把行李交在我手，郑重其事的对我说“认真学习，努力工作，诚实做人”。我牢记他的嘱托和期待，无论道路多么艰难崎岖，我只管坚强笔直的往前走，无论天色多么昏暗，父爱如明灯般永远在胸。
篇七：父亲节的征文稿
父亲的算盘人生
父亲的遗像前，摆放着一把紫檀木质、黄色铜片镶梁包角的算盘，尽管没有油漆，但经过岁月的洗礼，框架越发光亮，算珠格外光滑，紫中透红，古色古香，听说是祖辈传给父亲的，算是我们家唯一一件传代的老古董。
记得我稍懂事的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的父亲，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队当会计，农民（当时叫社员）亲切地称呼他为“管账先生”。父亲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身材清瘦，文质彬彬，整天趴在算盘上，噼里啪啦地拨动算盘珠，敲打那些枯燥无味的数字。母亲常取笑他：“粮食产量这么低，一个工分值不了几个钱，年终家里还超支，算个什么账呀？”
也许是有点知识的缘故，父亲看问题、办事情，总有自己的思维。他把会计工作看得很神圣，全心全意为队里20多户百十来号人口当家理财，从没有发生丝毫差错。当时一个男劳力劳动一天得10分工，一个女劳力一天只有6分工，工分的价值是按10分工为一个整工计算的。有一年，风调雨顺，老天爷帮忙，粮食获得大丰收，一个工值达到五毛二分，比上年提高了一毛五，乡亲们甚是高兴，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分到红利，我们家也第一次脱掉了超支户的帽子。
临近年关，父亲一连好几天拨拉着算盘珠，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六上一去五进一，算出一家一户应得的辛苦钱，生怕有什么闪失。一天夜里，窗外飞起雪花，气温骤然下降，已经工作到凌晨、咳嗽不止的父亲还在翻账本，打算盘。母亲披衣下床，催他快点休息，不要冻坏了身子，可父亲却迟迟不肯，说账目收支不平衡，不知哪里少了二毛五分钱。母亲说，不要再算了，算坏了身体没有谁赔你，要不这二毛五分钱我们家给补上吧。父亲却坚持要算个水落石出，说什么也不愿意做笔糊涂账。东方破晓的时候，父亲终于查出了差错的来龙去脉，长长地嘘了口气，如释重负地爬进了被窝，然而，不大一会儿，上早工的哨子就吹响了。
农村的雨天就是农民们的假日，而大伙儿也没有闲着，等雨点小一点时，父亲就和记工员来到生产队的大粪窖前，为社员过称交公的家禽家畜粪便，记工员称秤，父亲穿蓑衣，戴斗笠，在一旁捧着账本，一个挨一个地算着记着，晚上回家伏在昏暗的油灯下加班加点，将肥料换算成工分，常常忙乎到大半夜。
农民的老茧长在手掌上，而父亲的老茧却长在手指上，右手五指伸出比别人粗了许多，总有一种不协调的感觉。父亲对集体财产呵护有加，精打细算，勤俭办事，不允许任何人侵占一草一木，一分一厘，人称“铁算盘”。
父亲的算盘打的非常熟练，只要你报出数字，无论加减乘除，他闭着眼睛也能拨拉算出来，而且准确无误。有一次，县上组织全县打算盘比赛，父亲在上百号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荣获二等奖，得了一张红彤彤的奖状和一个印有大红“奖”字的搪瓷茶杯，从那以后，父亲除了背一把算盘外，腰间还挂了一个值得自信的搪瓷茶杯，人走到哪里，两件东西就带到哪里，几乎形影不离。
甩开严冬的尾巴，明媚的春光温暖山川大地。农村实行大包干以后，生产队的功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父亲的会计生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那把算盘还在，那只搪瓷茶杯还在。在后来的时光里，我们兄弟姐妹相继离开了家，唯有父亲和母亲依然住在几间土墙瓦顶的老屋里，守望着给他们带来温饱的一亩三分地上。
人生活在变化中，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老家的田地被征收了，父母住进县城的安置房里，小日子过得也是很芬芳、很惬意。不过，勤劳惯了的父母总是闲不下来，他们凭着对蔬菜的了解，当起了菜贩子。每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和母亲就踏着街市路灯的余晖，赶到蔬菜批发中心，什么豆角、黄瓜、马铃薯、西红柿和时令菜，装上三轮车到菜市场零售，一般到晌午就能鸣锣收兵，一来丰富生活内容，二来也赚点小钱，贴补生计。在市场上，母亲负责卖菜收钱，父亲则拿着算盘站在一旁，不时扣动算盘珠，帮母亲算账。你别看，在当下电子秤、计算器、微信支付的时代，老爸和那把算盘倒成了小菜市上一道吸引人眼球的、靓丽的风景线，难怪他们的菜摊前常常挤满了人，不知道是价美物廉，还是老爸手上那噼里啪啦的、异常抢眼的老算盘？
算盘老了，父亲也老了。父亲和算盘打了一辈子交道，与算盘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帮母亲买菜之余，走街串巷，到处寻找、收集散落在民间的算盘，想趁身子骨硬朗时建一个“算盘收藏之家”。几度春秋，几度风雨，父亲还真小有成就，家里几方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算盘，有木质的，有铁制的，有大如条桌面的，有小到放在手掌心的，有民国时期的，有解放后的，最早的是一把清朝晚期的。父亲专门印制一本藏品花名册，逐一登记，注明其年代、形状、质地、产地、来源以及历史价值，还时不时在网上与专家交流，增长算盘收藏知识。母亲说，你们子女们孝顺我们的钱，都让老头子给买收藏了，还把整天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挂在嘴边。
几年前，父亲悄然离世，临终时一再告诫我们，一定要守好这些不以金钱论价的老算盘，因为它不仅仅是我们家的，也是民族的、世界的……
篇八：父亲节的征文稿
不一样的上学路
我中考考上离家较远的一所高中，每天上学需要骑半小时左右的自行车。平常日子还好，若是赶上雨雪天，顶风冒雪地就比较辛苦了。妈妈心疼我，几次让父亲去找单位领导说说，换一个不倒班的工作，好有时间接送我。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让孩子骑车锻炼锻炼没有坏处；再说现在女儿上学骑得是崭新的赛车，走的是平坦的板油马路，不比我小时候……还没等我说完，妈妈就不耐烦地打断父亲的话，得、得、得，你可别提那老黄历了，你上学那是什么年月？现在是什么年月？怎能相提并论呢！
妈妈和爸爸谁都说服不了谁，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父亲依然倒班，我依然骑车上学。
有一次，我在放学的路上突遇大雨，到家时已被淋成了落汤鸡。我发了小脾气，说父亲不关心我，人家别的同学都是车接车送，不像我这样风里来雨里去的！妈妈又借机旧事重提，埋怨父亲不找领导要求换工作，对孩子就是不关心！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我并不是不关心孩子，而只是觉得他们这一代人生活条件够好的了，与我们当年有着天壤之别，适当让她吃一点苦，对她将来走上社会有好处。
在一个星期天，父亲将睡懒觉的我喊醒，说领我去爬山。父亲将车往老家的方向开。爷爷奶奶头几年相继去世，叔叔姑姑也都和父亲一样在城里安了家，老家村里已经没有人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领我来这里，就是想让我体验一下父亲当年的上学路。
一个多小时后，父亲将车停到了北大岭下北大岭是父亲当年上学途中最大的一个岭。我疑惑地问，干嘛要跑这么远来爬山？父亲说，因为这道岭是爸爸当年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
我一下子明白父亲带我来的目的，便笑着说，哦，原来老爸是领我忆苦思甜来啦！父亲也笑着承认，对的，我就是想让你体会一下爸爸当年上学的不容易。
北大岭不是很高，但却是越上越陡，开始我还和父亲边爬边聊，可一会功夫就只顾喘气拭汗了。到了半途，我有些走不动了，提议歇一会儿。父亲开玩笑说，不能歇，不能歇，耽误时间上学会迟到的！我无奈，只好随着父亲继续往上行进。
父亲告诉我，原来这里的道路可不是现在这样的平整光洁的柏油路，而是一条黄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到了冬天下雪就更难走了。平时过大岭上坡推着自行车，下岭可以骑上车放坡，风驰电掣、轻松愉快，可下过雨雪上岭下岭都要推着车，而且下岭时更要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要连人带车坐滑梯直接溜到岭下去，若是遇到汽车那就非常危险了。我关切地问，那发生过这种事吗？父亲摇摇头说，在我们同学中没有；幸亏是当时汽车很少。不过我有一个叫大庆的同学，就滑进路旁的沟里，摔断了腿，在家养了很久才好。
终于，我们爬到了岭顶。回望着来路，我默然无语。我的内心深有感触，感叹着父辈上学的艰辛，感慨着今天的幸福生活，感悟着不一样的上学路。
篇九：父亲节的征文稿
父亲和我的少年时代之一
一
老朋友段总向我约稿，要我写写和父亲有关的故事。思虑几日，终是难以动笔。写父亲，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有好多话想说要说，但下笔处在哪里？角度轻重如何把握？我想这肯定是每一个人子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还是我朋友说的好，都现在这样的年纪了，还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说出来？埋藏在心底的那些事，那些想法看法，不要总憋着，说出来就痛快了。细想也确实如此。那些和父亲有关的经历过的事，即使过去了几十年，依然清晰如昨，历历在目。
二
我父亲十七岁参军，一九五四年转业到政府，后到公安局工作。是个老军人、老警察出身。我从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是个拿枪的人。所以说，我和枪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最早接触枪，是我刚上小学时。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在父母眼中，上学的我该算是个大人了。已经能够帮着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了。当然，父亲在家里擦他的五四式手枪的时候，也不避着我。我帮他擦过子弹，弹夹之类。上好枪后，有时候还给我把玩一下。我记得很清楚，他的牛皮枪套上有个带着圆环的通条，还有一个弹夹牛皮套。擦枪布是一块浅色的绸子。枪油是一个很精致的小铁皮壶装着的。
我一直没见父亲打过枪，但听他的那些公安战友说，父亲的枪法很好。我也听他自己说过，枪法不错。直到我小学四五年级时，他们公安局每年冬天例行的到乌拉特草原上，为全体干警改善生活，要买一些牛羊骆驼肉，同时也要在牧民的驻地住几天，专门去打猎，猎取一些黄羊石羊。反正等他们从草原回来的时候，是拉一卡车。这次回来，父亲带回家一只石羊，说是他打死的。因为是快过春节的数九天，那只野羊冻得邦邦硬。我看到枪眼是在左脖子上入右前肩胛出。父亲说，这只野羊是在天还没大亮前到山泉来饮水，被埋伏在两百米开外的父亲用半自动一枪击中。野生动物的听觉嗅觉感知能力超强，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飞跑而去。所以父亲他们几人就不能距离牧民指给他们野羊每天来饮水的山泉太近。这次，我看到了放到家里的野石羊，才确信了父亲的枪法还不错。
文革开始后，公安干警们的佩枪都收回去统一管理了。因为父亲是局里的一把手，所以我家里一直放着一支长枪。先是一支小口径步枪，过了不长时间，就换成了一支半自动步枪。我知道家里有子弹，但却不知道放在哪里，只有我父母知道。我每天都能玩一下空枪，瞄准，练习射击。有一次我上枪栓，因为力量不够，把右手托狠狠地卡下一块肉，到现在还隐隐的能看到疤痕。父亲绝不准我对人扣动扳机，自然是空枪都不准。因为他说万一撞针脱落射出，那也是致命的。直到几年后，我下放到知青农场当了知青，才有机会在草原上过了一次枪瘾。父亲他们在草原上有工程，我歇病假在家，就跟着去检山柴。临回家的前一天，父亲的同事老金给了我一支半自动步枪和一排子弹，让我打野兔子去。在山坡上草丛里跑了个够，整整一下午，追过了两只野兔子，子弹打完，也没有个收获。
我们那个年代，男孩子们，说起枪，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数二十响的盒子枪了。外形漂亮，火力又猛，电影上、小人书上，八路军和解放军的指挥员们人手一把，威武神气极了。我第一次拿起二十响盒子枪，还是在小学四年级时。那天我去公安局玩儿，在一间挺大的办公室，五六个叔叔正在轮流把玩着刚从档案室拿出来的二十响。他们也不避我，都认识。我看着眼馋，就向档案室管理员小达赖叔叔要过来看看。挺沉，尽管没上子弹，但一只手拿起来真还有些分量。说起达赖叔叔，我还清晰地记得，他长得清秀，白白净净，蒙古族，汉话说的不纯，公安学校毕业，没结婚，就住在办公室。他负责档案资料室的管理，也负责打字油印收发之类的工作。文革中期，他非要调回到草原上他的老家，父亲还帮了他的忙。后来听大人们说，达赖叔叔在抓“内人党”运动中受冲击，上吊自杀了。真是可惜。
就是家里放着长枪的那年夏天，一个周日，父亲拿着那支小口径步枪，带着我出去打野兔。我记得那是个上午，走了挺远，过了当年大炼钢铁年代废弃的钢铁厂，又往东走了好远，上了一条叫园子渠的非常宽大的灌溉水渠的渠背上。当时正是小麦灌浆的当口，大渠里是满满的河水。野兔子没看到，走了不长时间就听见前面有越来越密集的嘈杂的声音。越往前走，那声音越大，就像上了市场一样。循声走过去，突然看到园子渠对面儿一个树林里，围着四五个大圈，大概有一两百人正在赌博。我跟父亲说，怎么办？只听父亲说了句“你等会儿”。说着就见他举枪瞄准，拉动枪栓，做出射击样子。同时大声喊道“站起来，别动。我是公安局的”。他这一喊，现场立马安静下来。隔着满满的渠水互相看着，因为是旷野上，只有十几米的距离，那一众赌博的人听得很清楚，看得也很清楚。他们对面，就我们这父子两个人，还有渠背上很浓密的河柳和野草。突然也不知道是哪个喊了一句：那是公安局长，快跑！只听得乱叫声起，所有人都飞奔着逃离现场，不到一两分钟，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了。那个场面，我是第一次看到。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最贴切不过。就是“如鸟兽散”。那些什么赌具呀，赌资啊都留下了，全跑了。过了一会儿，对面来了一老头，拿着羊铲，说是放羊的。聊起来后，他说：你是来抓赌的？父亲告诉他，我们是出来打野兔的。因为我们也过不去，那时候也没有其他的通讯工具，赌徒也都飞奔而去了。后面的事儿我们也处理不了。很快我们就走了。通过这件事，我知道父亲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还是蛮大的。这么多年过去，这个事一直在我脑海里存留着。有一次给我侄子和外甥讲起来，他们都挺吃惊的，连说没想到。
三
如果说，父亲能让我接触到枪，那是有着很严格的条件的。必须在他的目力所及范围内，必须是绝对有安全保证的，严厉地提醒我必须不能私自动他的枪。但是在枪之外，我小学时候所玩儿的东西也是很有些特别的。现在想来，在这些方面，父亲好像并没有特意地管过我。
五年级时，正是备战备荒防止苏修入侵时期。我们那里也算是靠近边境的城市。大人们组织训练武装民兵，居民和学校组织挖防空洞，演习三防。我们学校也在上级号召下开始制作土炸药和地雷。我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反正是在一位副校长的指导下折腾了一个多月。有一天，那位副校长跟我们说是在当地武装部的统一组织验收中还真的爆炸成功了。还给我们看了拿回来的爆炸残骸。我回来把这件事说给父亲，他居然不屑地告诉我，“你们那些都是闹着玩儿”。说着给我看了一份打字油印的一定范围内的公开材料。里面有上级下发给我们当地的炸药、地雷等内容。
这年冬天，我们都停课了，被组织到工厂开展“学工”活动。我们那个小组分配到造纸厂。我记得我们在三个车间干过。一个是机器捞纸烘干的车间。一个是制作花炮的车间，我们的工序是捆扎上药前的空筒麻雷子。最有意思的是在检纸车间，本来那是一个又脏又无趣的地方，原本我们也没有安排着在那里干活的。正好那几天运来好多军工厂送过来的废牛皮纸下脚料，那个车间人手不够，就让我们这五个孩子去帮助分拣。哪里想到，我们居然是去从那一包一包的废纸中往出挑拣电雷管上裁剪后废弃无用的电线头，我们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最惊喜的是这里面绝大多数的废弃物是导火索。检出来的导火索短的只有几寸，长的有三五米，最长的有十几米。这些长的都是外包装有质量问题的，比如线体有鼓包，缠绕断线等。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我们点着玩儿。因为是有关系介绍来“学工”的，和他们也熟悉了。工人师傅们只是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就让我们挑好的随便拿着走。一直到把这一批废纸分拣完，我都不记得我拿了多少导火索回家。总之是想起来就点着玩儿，我特爱闻导火索燃烧的味道。一寸燃烧三秒钟，放到水里也继续燃烧，还有一种伴着青烟嗞嗞作响的声音，非常有趣。我还经常用点燃的导火索伸进老鼠洞里薰老鼠。
过了两三年，我最好的同学朋友保利参加了工作，到一家硫铁矿上当了放炮工。那年过春节时，他知道我喜欢捣鼓这些东西，就给我拿回来一些火雷管和电雷管。就这个春节里，我和他把这些雷管都当成鞭炮给放了。说真的，我对雷管一点儿都不陌生。那个时候，他们矿山也没有太多的管理，社会上都忙着搞文革，没有人搭理这些。对我玩儿这些东西，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我。
四
小时候，我们住在公安家属大院里，和公安局只隔着一条马路。所以我除了在学校里、家里，待得最多的就是公安大院里了。在那里，我从父亲办公室生火用的罚没回来的废旧书报堆里，翻检出线装的康熙字典。在这些公安干警的口中，我第一次听他们讲到秦始皇是私生子和蒋介石叫郑三发子。我第一次坐父亲他们从上级机关配发下来的老式美军吉普车，坐他们那辆电影上看到的三轮摩托车。我和那条警犬江满的饲养员邱叔叔进过最恐怖的被铁丝网围起来的高大的狗舍。我和小达赖叔叔还进过神秘的档案资料库，据说那里有接收过来的敌特档案，有武器弹药之类。我在他们的接待室和他们那些大人们下军棋明棋，几乎就没输过几次。好像这事被父亲狠狠的教训过。从此以后就再没有与那些叔叔们下过军棋。我还从父亲的办公室里见识过他用过的一把指挥刀。我忘了是日本的还是国民党的，反正在刀身上有锻造的文字。后来父亲在到学习班时上交了。
那个时候年岁小，对好些神秘的事物总是带有一种恐怖的心理。比如说有两个地方，父亲很严厉地告诫我，绝对不能进去。一个是检察院检察长居住的那个小院子。一个就是公安局最后排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子。其实检察长的那个小院，我进去过好几次。因为他家老三经常跟我们在一起玩儿，打架都是一伙儿的。但是公安局那个后面的院子，我始终没去过。平常也很少看到有人进去过。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很神秘。
有一年，好像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斗批改”的时候。那些重要的政府机关、那种大单位大企业，都会在自家单位的显要位置上，比如大门口或者是广场，扎那个草人儿傀儡，扎成那种什么地富反坏右分子，美帝苏修之类的肖形人物。父亲他们公安局也挺有意思，扎在了去厕所的路两边儿。我记得有十几个。有穿日本黄呢军服大衣的，有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还戴着胸章肩章帽徽。有穿长袍马褂儿戴瓜皮帽地主样的。有戴礼帽戴眼镜那种特务样的。也有穿旗袍那种国民党军官太太样的。有夹着公文包的资本家样的，还有戴着特长串珠的喇嘛摸样的。各式各样的造型，总之就是丑态怪相。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国民党帽徽，还有那个肩章。那些东西都是从档案室里面拿出来的真东西。但是隔了不长时间，好像到了秋天，那些什么玛瑙珠子、帽徽、肩章、眼镜儿之类的小东西反正就是都没有了。随着这股风过去，他们也就把这些都撤了。现在想起来，那个年代真是挺有意思的。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到自治区公安厅汇报工作，我随他去玩儿。那是我第一次坐老电影上摆的那种宽大的皮沙发。父亲和那个领导说什么我也没听，我就是觉得这沙发啊，并没有想象中的舒服。好像沙发弹簧快坏了，顶着屁股难受。小时候，因为父亲几乎是每天晚上都在值班，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休息日。每天晚上就是在街上巡视，就是到戏院或到电影院执勤。就在那几年，我跟着父亲看了好多老电影。基本上每天晚上上映两场，都可以看完。我喜欢电影，这和少年时那段经历有很大关系。
现在影视节目中，但凡有案情分析情节时，就一定会出现投影啊，情景再现啊，什么化学物理物证啊，总之是一定要正襟危坐地讨论。好像我小时候在父亲他们那里没有见到过这些情景。有好多次，那些负责破案的叔叔们就在我父母住的屋子里面，坐在炕上的，坐在凳子和椅子上的，就这样说开了。我就是负责端茶递水。听他们提什么羊倌凶杀呀，什么破坏农作物的案件呀，什么涉及到地主富农的死亡案呀，什么通奸谋杀亲夫案呀，包括那个从天主教堂打信号弹的敌特案件，也没觉得他们怎么着就谈完了。该派什么人去，怎么做下一步工作，分析切入思路，锁定蹲守抓捕。然后过几天就破案了，该抓的人都抓了。这些事儿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父亲他们那些人生活的一部分。那些时候，父亲他们经常出差，经常出现场。也没听他们说什么苦啊累呀的。好像我母亲也从来没有埋怨过。
五
父亲是个当了几年兵的老公安，他们这种人通常性格都比较直，说话不拐弯。脾气非常不好，经常教训我们姊妹几个。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少露出笑容来。但是做事，他们还是有自己一定之规的，绝对不会乱来。我小的时候就没听说他们公安系统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大家住在一个大院里，彼此都在监督。违纪的我也不能说没有，反正我好像没听说过。因为当地的公安机关地位比较高，像他们那个姓侯的老局长，人家直接就调到四川那种大三线企业去做保卫处长。还有一个姓张的局长，直接就调到自治区公安厅，做负责刑侦的领导。我觉得父亲他们这一辈的老公安，整体上就不像现在看到的那样。
听父亲说，当兵的时候他被领导推荐上北京的好像是人民大学，但是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给辞了。他转业以后还到自治区的公安干校学习过。学那种擒拿格斗术，侦讯技术什么的。据他自己跟我说，他能在瞬间把罪犯的肩膀和下巴给卸下来，但是我始终没有见识过。我在初中的时候，还穿父亲淘汰下来的那种白色警服，还扎过他的腰带，穿他那每两年发一双的毛皮鞋。但那个时候就是不能戴他那种苏式大盖儿帽。我老记的父亲警服的肩头上面有俩眼儿和一个横鼻，那是用来挂肩章的。
有一次弟弟从外面借回一把小提琴，父亲看见以后，就说“我试试”，他拿起来就拉出了一首完整的曲子。虽然谈不上技巧，但这仍然叫我非常吃惊。我知道他爱拉二胡，拉的水平也不怎么高。爱唱歌，比如唱什么《看见你们格外亲》、《我们走在大路上》之类的歌曲。父亲是一个农民的孩子，高小文化程度，小提琴和他没有一点儿关系。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会拉小提琴？他说那是在部队给首长当警卫员的时候学的。
2019年的冬天，我和几个比我大几届的校友们一起吃饭。其间一位学兄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说当年他知道父亲，是当时公检法的负责人。有一次父亲跟他们这些学生造反派说，“你们在批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政策。不能随便抓人打人，都要按照法律法制办事”。我这个学兄到现在说起来这事儿都记忆犹新。而且说，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种气氛下，能这样清醒地认识问题并说出来。太不容易了，非常不简单。有一次我回去，和父亲说起来。他说他早就忘了。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在意识里面，在潜意识里面，法制法律这种东西是非常牢固的。无论到什么时候，都得要讲政策。
我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看见父亲有好几枚军功纪念章，就放在奶奶那个针线笸箩里。这之后我就经常拿出去戴着玩儿。因为那个圆纪念章是挂在一个有别针儿的横条下面，中间用两个小圆环儿连着的。那时候小，贪玩儿，时间长了，就把底下那个圆的纪念章弄丢了。没过多长时间就都弄没有了。父亲好像也不太在乎这些纪念章丢没丢。前几年我回家，突然从父亲那个旧公文包里发现一枚红铜质地的纪念章。是华北解放纪念章，太珍贵了。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我还能看到它。最终我把它带回北京来了。
去年国庆节，我们回家看望父母。我看到有军人事务部给父亲颁发的“光荣人家”的牌匾。我问原委，母亲就拿出了父亲的转业军人证让我看。并且说了一个情节。当地的民政部门和军人退役事务部门做摸底调查。来到我们家。当父亲拿出他的退伍军人证，当时把这几个人就给惊呆了。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么老旧的东西。我看那是一个赭色硬皮儿的小本，内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国防部长林彪”签署的内容。有林帅的照片和签字。父亲隶属于华北军区，职务是班长，1954年转业。这个转业军人证他珍藏了60多年，太不容易了。他对这个证件的珍视和他对那几枚纪念章的不在意，这反差有点儿奇怪。我就想，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真是有好多我们理解不了的神奇的地方。
六
去年夏天，由我父母操办，邀请父亲他们那些健在的老公安，参加每两年一次的聚会。这次来了有近二十个老公安或他们的遗孀。有的老人都快走不动了，一听说要聚会就都由子女陪同坚持着来了。我妹妹后来把照片和视频给我发过来，我一个一个看，大都能认识。都是七八十岁将近九十的老者。看他们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我是非常感慨。我为那些逝去的叔叔们感到惋惜。同时也为这些健在的老人们感到高兴。我感慨，就是这些日渐老去的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守护着一个地方的平安。非常之不容易，也非常之伟大。另外呢，就是我的童年少年岁月和他们的过去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
父亲今年88岁，耳聪目明，时而锻炼，身体健康。1954年入党。
母亲今年85岁，性格开朗，身心平和，自己做饭。1956年入党。
有关父亲的故事还有好多，我会找时间都写出来的……